古典学与史学的公共精神

这封偶然流传下来的信件着实耐人寻味。它向我们揭示了乔治·芬利这位著名史家对自身学术成就的失望，以及另一位古典学者费尔顿提出的不同意见。事实上，依照19世纪的学术标准来看，乔治·芬利的7卷本巨著《希腊史:从罗马征服至今(公元前146年至公元1864年)》堪称英语学界中罗马帝国后期史与拜占庭史领域的重要参考著作，并在当时的欧洲古典学中心--德意志获得了广泛好评。德国历史学家卡尔·霍普夫教授评价道:“凭借有力的风格、政治家的眼光和哲学精神，芬利让自己的全部作品散发着熠熠光辉。”从专业视角来看，乔治·芬利确实没有理由对自己的毕生努力作出如此悲观消极的判断。事实上，真正令芬利心灰意冷的原因在于，他呕心沥血创作出的这部希腊史巨著没有在希腊人中间、在19世纪的社会公众那里产生强烈反响。这一挫折使得作者对自身学术研究的根本价值产生了怀疑。而费尔顿教授的回函同样从史学研究公共价值的角度出发，对自己的好友和同道加以勉励，认为后者将成为一位参与缔造了历史、并通过自己的史著再度改造世人的思想、从而令自己名垂青史的伟大学者(费尔顿在此化用了小普林尼《书信集》中的警句)。

其二，19世纪盛行于德意志、法国与意大利的古典语文学传统注重文本考据和词句分析，专业性十分突出。在语文学传统占据主导地位、吸引了大量专业研究者的情况下，撰述古典历史，尤其是通史著作的任务则往往由学养深厚且人生阅历相对丰富的非象牙塔式学者(如身为银行家和国会议员的乔治·格罗特，当过军人与律师的乔治·芬利)承担。他们在写作过程中通常会对读者的兴趣与需求予以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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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当前的古典学研究领域，史学的公共精神也存在着复兴的可能与机遇。第一，与吉本、格罗特、乔治·芬利与蒙森的时代相比，21世纪古典学的从业队伍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前的古典学教育与从业机会已向社会中的所有阶层开放，而来自欧美世界之外的东亚、印度与中东地区的学者们，也为古典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国际化视野。如果说19世纪的古典学--这门象牙塔中的贵族之学，尚且能够具备强烈的公共精神，并在古典学的公共化方面作出努力，21世纪重拾并发扬史学的公共精神，也理应成为来自社会各阶层、世界各地区的新一代古典学研究者们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第二，新史学潮流对全球史、日常生活史与社会性别史等领域的关注，为当代古典学创作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激发大众读者兴趣的视角与方法。当代的古典学者们如能将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代地中海文明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庞培、赫库兰尼姆等考古遗址揭示的古罗马日常生活，妇女、老人与儿童在希腊罗马社会中的生活状态等主题吸纳到自己的著述当中，可以为21世纪的古典学研究打开一片别开生面的园地。

【来源:光明日报】

英国学者爱德华·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和罗纳德·塞姆的成名作《罗马革命》深受普通读者的欢迎。 资料图片

尽管上述这些古典学家们大多出身贵族阶层，并且当时也还远未出现“公共史学”的概念，但他们在写作目标、写作手法与文字风格等方面苦心经营，力图提升自身史著的公众影响力。这一史学传统形成的历史背景复杂，至少同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关系密切:

至于芬利与费尔顿的看法孰是孰非，并非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芬利和费尔顿的往来书信所承载的、看重史著公共影响力的价值观，其实代表着二战之前古典学界普遍坚持的一种史学传统。芬利心目中的学术偶像、英国史家爱德华·吉本曾经宣称，他要使自己的著作成为人们最喜爱的读物，既能摆在学者的书斋里，也能放在淑女们的梳妆台上。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受到教会人士的猛烈抨击，却在英国广大读者中饱受赞誉。吉本对此评价道:“公众是很少会看错的。”他在全书付梓之际感叹道:“二十个幸福的岁月因我修史的辛勤而富有生气，这一成就在人世上给我以名誉、地位和声望，舍此我是无从获得的。”他还满怀信心地预言，自己的作品将拥有一种“未来的命运”，也就是将对各个时代的读者持续产生思想上的影响。无独有偶，乔治·芬利心目中另一位英国前贤、几乎同时代的希腊史学家乔治·格罗特同样十分看重史学的公共影响力。他创作《希腊史》的直接目的便是驳斥英国保守派政治家、历史学家威廉·密特福德的保守史观，扭转读者对希腊民主制的负面印象。这一重视社会影响、渴望与读者密切互动的古典学历史撰述传统一直延伸到乔治·芬利去世(1876年)之后。德国古典学家蒙森虽致力于专狭的罗马法与铭文学研究，著述等身，但也凭借其文笔生动、想象力丰富的《罗马史》赢得巨大的公众影响，并于190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英国学者罗纳德·塞姆的成名作《罗马革命》同样富于现实关怀精神，寄托着自己对当时战云密布的欧洲局势以及人类文明的未来命运将何去何从的深刻忧思，二战后对专业史学界之外的政治学界、影视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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